陈平章

祖母健在的时候，常常讲清华山神钟的故事。

清华山上有口大神钟，七八个人牵手围，描着龙，画着凤，敲起来，十里八里都听得见。

这么重的神物，是怎么弄上的呢？

祖母说，是从很远很远的山外飞来的，尽管祖祖辈辈给它烧香，磕头，可它还是把我们金鸡口给镇住了。为么事小来还聪明的娃儿，长大就“苕”了呢？为么事金鸡口就不出“很人”呢？都怪那钟，它镇了金鸡口，它夺了金鸡口的龙脉啊。

在祖母的故事里，我渐渐长大了。原来，从我的父辈往上数，无论同宗同族的，还是五家外姓的，祖祖辈辈挖泥背土，扁担倒下来认得是个“一”字的人都不多。不信邪又吃了亏的几个老祖宗跑上清华山，想把那口大钟换个山头，接通龙脉，让金鸡口也兴旺兴旺，无奈神仙施了定根法。

某一年某一天，金鸡口在高拱的飞檐下吊了只不起眼的小钟。当张老师听从队长的分咐，卷了裤腿，敞着汗褂儿，从地里回来，“当当当”，敲响小钟的时候，老祖母把我送进了吊脚楼。

张老师的墨水不多，很快全倒给我们了。两年后，我们升级的时候，我看见他脸上的表情很复杂。若有所得？若有所失？愉悦？失落？说不准。只见他默默地卷了裤腿，随队长下地去了。后来听说，他是“民办”。

接替“民办”的，是一位从山外一百多里的山中走来的“公办”王老师。王“公办”背着行李，穿着解放鞋，翻了九十九座山，过了九十九道河，来到了金鸡口。他的文墨全部倒给我们后，就把小钟交给了也是这么走来的张老师，郑老师。

当我们从地处河谷的金鸡口升学去了高高的清华山时，竟然从武汉来了两位一高一矮戴眼镜的敲钟人。在第一节课上，高个眼镜告诉我们，他来自华中师范学院。他还在黑板上，写了他的姓，然后写了他的名字，用武汉普通话，一字一顿地告诉我们说，我姓戎，名恭利。

晚辈叫长辈的名字、学生叫老师的名字，我们觉得是很忌讳的。老师竟然在学生面前，呼叫自己的名字，我们都觉得很新鲜，很开眼界。

姓戎名恭利老师的粉笔字下笔很重，很好看，讲课一口武汉普通话，声情并茂。在我们眼里，他所带来的一切，都非常新鲜新奇，有如春风春雨，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在海拔一千多米的清华山上，生活极其艰苦，姓戎名恭利老师吃了薰包谷粉子饭，枯萝卜菜，经常闹胃病。起初，给我们上课时，只是轻轻皱着眉头，后来便经常按着胸腹。同学们每星期去清华山搬一回柴，他眼睛不好，又走不稳陡峭的山路，可他总是要去。他说，他要看看清华山，看看那口大钟。

其实，那口大钟已经被人砸得粉碎了，庙也被拆掉了。砸钟拆庙的，不是我们的那些“一”字都不识的老祖宗，而是那些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小祖宗”们。

来到清华山的老师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清脆的钟声，送走了黄昏和黑夜，迎来黎明和朝阳。没能回返回城市的矮个子李老师，是我们心中的“数学大师”。数学大师娶了位清华山的土家姑娘，在清华山安了家，生儿育女。最后一抔黄土，把数学大师那瘦小的身躯和渊博的数学知识一起留在了清华山。

还在清华山时，听人小声说，他们是犯了什么错误来的呢！这么好的老师，会犯什么错误呢？有人就说，那个年代跟眼下差不多，谁知道自己会犯什么错误呢？还有的小声说，他们有的是成份不好呢！

他等的不幸，我等的大幸。是他们开垦了清华山的蛮荒，用慈爱的，知识的乳汁，在饥饿寒冷的清华山上，哺育我们这些愚顽的儿女，使我们有了依稀的人生目标，有了瞻望远方的志向。

冬去春来，钟声在金鸡口、清华山此起彼伏，轮回震响声多年后，我们金鸡口竟然出了好多“很人”：有的捧着“师范”毕业证书，以“公办”的身份，回到了高高的清华山，成了新一代的敲钟人；有的捧着金榜题名的大红喜报，去了城市的高等学府；再后来，金鸡口竟然有人捧着精彩的硕士论文，走上了神圣的殿堂；还有人捧着厚厚的著作，走进了作家的行业。更多的是村里、乡里的“很人”，他们捧着全新的知识和热情似火的心肠，迈着时代的步履，不遗余力地打造清华山与外界经济文化的龙脉，建设美丽的家乡。

那年我主编族谱，在追溯数百年家族历史渊源中，和神灵对话，凭着自己的理解，给远去的老祖母，给远去老祖宗们，讲述了清华山的神钟，讲述了清华山的前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