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成瑶

三十几年前，父亲还是个快乐的单身汉，在大队里当了个小会计。到了年底，队上分了五块钱。祖母看他穿的那件像“抱鸡母”一样的破棉袄，说：“你到区上去做件棉衣吧。”

父亲跑到最近的镇上，看见书店里有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就买了下来，花了3.8元。然后又到供销社买了几包劣质的“大公鸡”牌香烟。一路看着《红楼梦》，抽着“大公鸡”回家了。

祖母气极，让他去推磨，心想这下他看不了吧。可是父亲更绝，他在磨子前面的板壁上订了一个小台子，把《红楼梦》放在上面，每次推过去，他就趁机看一眼。

到了半夜，家人都睡着了，他还躺在床上看《红楼梦》。那时候连煤油都是奢侈品，他点了一根“油亮子”在床前，看到林黛玉香消玉殒的那一节，突然有一阵阴风从破壁里吹进来，把油亮子吹灭了。他一摸自己的脸，竟然一脸都是泪水。

这都是我长大之后，父亲告诉我的，说的时候颇有点得意。

我到恩施市读高中，学校的旁边有一家书店，中外名著很多。那时候我从中学语文老师那里得知有一位英国女作家写了一本了不起的书叫《简•爱》，就央求父亲给我买下来。父亲不但给我买下来了，而且买的还是精装本，是祝庆英翻译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价格是13元。

那是1993年，开学的第一天。父亲还给我买了托尔斯泰的《复活》。于是这两本书就成了我拥有的第一批外国名著。尤其是那本《简•爱》，实在是漂亮极了！金黄色的封皮，小羊皮般柔软的质地，可以用作书签的红绸带子，还有精美的木刻画插图。

我的爷爷对他的这种宠溺很不以为然，觉得让我看了太多“闲书”，可是他毫不在意。

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带了一本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回家，翻了几页，看不下去，就丢在家里了。再回去的时候，父亲对我说：“那本《悲剧的诞生》是什么书啊？我看了三遍也没看懂。第一遍没看懂，我以为是我不专心；又看了一遍，仔细仔细地看，还是没懂啊；老子发狠了，我就不信人写出的书我看不懂，我也是人啊。又看了一遍，还是不晓得他说的什么狗屁醪糟的事儿。”

他一脸愤愤的表情！你想想一个年过半百，只上过六年小学的农民，咬着牙读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读到出离愤怒、不共戴天的程度，是什么样的情景！

我笑着告诉他我每次读到第七页就读不下去了，而且我也读不懂。他终于大松了一口气。

后来我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导师老涂听，他对德国文学以及哲学特别有研究，他对于我老爸发出的愤怒的质问——“为什么人写的书，人看不懂？”很感兴趣，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他说：“哪天我碰到邓晓芒老师，问问他这个问题。”

那时候，父亲一人鳏居山中，儿女都在外求学，孤寂的时候只有用看书来打发漫无边际的日子。

有一天我回到家，在厨房里帮他添柴火，我说：“爸爸，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于是我给他讲起卡夫卡的《变形记》，讲到了格里高尔一早醒来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家里人对他那么冷淡和厌恶，他父亲扔一个苹果过去，砸到他的壳上，最后伤口发炎死去。我讲得断断续续，因为他一会出去抱一捆柴，一会去舀一瓢水，一声不吭。我疑心他能不能理解卡夫卡这样现代的作家。

过了半晌，他终于说：“我听懂了，这个人太孤独，太孤独了。”看看烟熏火燎的板壁，昏黄的灯泡，越来越露出颓败之相的老屋，再回味父亲的这句话，我的泪水差点流出来了。